韓明睿/文

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底爆發，次年二三月間波及歐美各國，往常的社會生活秩序被顛覆。經濟學家們也不得不和多數人一樣深居簡出，手頭的部分工作因此被擱置下來，多出了一些空閑時間。經濟學家一般與公共衛生問題沒有交集，但其中不少人出于社會責任感，開始思考能為應對疫情做些什么。多數學者不出意料地選擇研究疫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如何優化各方面政策。美國最大的經濟學研究組織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每周簡報編錄的最新工作論文中，很長一段時間里經常有半數左右與新冠有關。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庫斯·布倫納梅爾（MarkusBrunnermeier）則另辟蹊徑，從三月開始組織名為“馬庫斯學院”（Markus’A－cademy）的網絡研討會，邀請包括十幾位諾獎得主在內的多位頂尖經濟學家、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戈皮納特等金融高官，以及谷歌前董事長施密特等科技界精英線上開講，就疫情及其伴隨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給出分析和政策建議。講座開辦了幾十期后，布倫納梅爾自覺收獲很多，也發現嘉賓們所講的內容雖不盡相同，“韌性”（resilience）這個概念卻總在其間隱隱浮現，堪稱共同主題。于是，他把多位嘉賓的見解精華加上自己此前的相關研究成果整理融匯之后，2021年出版了《韌性社會》（TheResilientSociety）一書，中文譯本現在也已推出。

何為韌性

布倫納梅爾用17世紀法國作家拉·封丹的著名寓言《橡樹與蘆葦》來形象地說明他所理解的韌性及其與穩健性（robustness）的區別。兩種植物都能經受住平常的風吹雨打：橡樹在風中巋然不動；蘆葦相較之下顯得有些柔弱，會隨風搖擺。但如果極其狂烈的風暴來襲，橡樹就有可能折斷倒下，無法復原；蘆葦則能彎而不折，繼續生存。在社會經濟問題上，韌性就是保持靈活和敏捷，承擔適當的風險以推進創新和發展，并從風險導致的損失中復蘇的能力。一味追求最小化風險，就好比寓言中橡樹的生存策略，平時無比穩定，在別人承受波動時“風景這邊獨好”，但其實已經走上了僵化停滯的道路，放棄了與較小的風險伴生的潛在收益，甚至可能在無法規避的重大風險降臨時被徹底擊倒，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印度和泰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直觀地展現了兩種選擇的不同效果。泰國經濟的開放性遠超印度。盡管印度1990年代之后政策向對外開放轉向，但總體開放程度仍不及泰國。1970年代時，泰國人均GDP大約是印度的兩倍。泰國經濟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起飛，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因資本市場開放而遭遇攻擊，連續兩年大幅萎縮；同期印度幾乎未受影響，保持了長久以來的穩定低速增長。不過，即便是下探至V字形底部的1998年，泰國人均GDP也有印度的四倍。世紀之交，泰國增長反彈，后來卻又經歷了數次政局動蕩，經濟增長并不平穩，而印度的增速則隨著莫迪推動的幾項改革有明顯提升，但時至今日，泰國的人均GDP仍是印度的三到四倍。泰國的開放策略顯然更有韌性，長期收益也更大。

韌性策略不完全回避下行風險，但也不是無條件地主動冒險。有的風險會讓人越過可回升區域的臨界點，落入逃脫不得的陷阱。公司的有限責任制就是為了防止這一問題，讓股東不至于為了有限的投資賠上全部家財而不得翻身。社會保障體系則為全民托底。還有的風險會因為外部性形成惡性反饋循環，銀行擠兌就是如此。避開這些風險是明智之舉。要做好直面風險、快速復蘇的準備，也必須有足夠的緩沖儲備和安全冗余，并且不在一次沖擊中用盡，否則后續較小的風險也會將人置于險境。

在這一前提下，暴露于程度可控的風險中，偶爾經歷規模有限的小危機，反而比長期不受打擊要更健康。完全無菌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免疫系統的抵抗力往往更孱弱。類似地，組織或社會不時經受小規模沖擊，便有動力練習靈活調整規劃或結構，從不再有效的活動中釋放資源，發現并治理陳腐弊??；長久不經風浪，就缺少這樣的學習機會。金融市場有波動性悖論（volatilityparadox）的說法：危機之前往往有一段波動性特別低的時期，讓市場參與者麻痹大意，在風險釋放時措手不及。

保持韌性，不但需要對環境變化有機敏的適應和變革能力，還要讓技術和資源有盡量廣泛的可替代性。書里舉例說，在兩年多前開始的供應鏈危機中，有些用于汽車特定功能的專用芯片出現短缺。如果用于不同用途的芯片更通用，乃至像常見的螺絲釘那樣標準化，可以互相替代，問題就能大大緩解。

韌性也要求多樣化。前有德國魯爾區，后有美國底特律，產業單一化如何不利于一個地區化解經濟變遷的沖擊，已為人所熟知。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格局也讓很多國家和企業意識到了供應鏈多元化的必要性。另外，多樣的社會文化也有助于人們更活躍地試驗和創新。

就組織形式而言，去中心化的網絡往往比中心式網絡更具韌性，不會因為中心節點出問題而有癱瘓的危險。哈耶克激賞的自發秩序就傾向于形成去中心化網絡。社會行政管理的輔助性原則（subsidiarityprinciple）也可視作這一法則的體現：凡是個人能獨立承擔的事務，就應留給個人，尊重其自由；個人無力承擔的事務，由其之上最低級的政府提供輔助；下級政府處理有困難的，再由上級政府輔助完成。在政府負責的范圍之外，社會規范和市場在不同的情境下都有達致韌性的能力。三者的組合和平衡一般在開放社會中實現得更好。

應對疫情

具體到應對新冠，信息是制定有韌性的防控政策的關鍵。疫情爆發初期，科學界對病毒傳播和危害的特性及程度一時尚無透徹了解，全面封鎖人口密集區域雖會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并犧牲絕大多數人的人身自由，但也可能是合理的。稍后相關信息逐漸完善，廉價的檢測手段出現時，成本相對較低的定向封鎖隔離就更可取。待到全民普及高效疫苗，追蹤掌握這些信息已意義不大的階段，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就應提上日程了。

信息不但對于決策者很重要，公眾也應享有知情權。真實、透明地發布信息，能讓人們做出恰當的響應，有助于政策執行。但對公眾溝通科學信息向來不易，在很多人只看得下去不到十分鐘的短視頻的時代更是如此。官方發布的信息如果過于簡化，可能不得不舍去一些微妙的細節，準確性有所損失。但若信息傳遞只求全面、精確，乃至一些無關大體的未知、不確定之處都和盤托出，一來會讓人有“太長不看”的反應，二來反倒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疑惑。心理學研究表明，普通人很難理性看待不確定性，倒是很容易被貌似肯定的信息所吸引。陰謀論恰恰迎合了人們對直接、確定的故事的心理需要。近年來，陰謀論的流行因社交網絡興起而大大加速，比起病毒的傳播速度也不遑多讓，在信息環境較為封閉的社會尤甚。一些人為了吸引流量或出于意識形態動機，利用民眾的恐懼心理和科學問題難以理解的復雜性，大肆造謠。有些國家的政治人物不但對網上于己有利的陰謀論放任自流，不予澄清，甚至還親自下場制造謠言。布倫納梅爾坦承，陰謀論這一社會頑疾還缺少靈丹妙藥，仍是全世界面對的巨大挑戰。

經濟轉型

新冠帶來的不只是公共衛生危機，世界經濟的總量和結構也出現了罕有的劇變。2020年各國嚴厲的封控措施使經濟急劇收縮，失業率飆升。美國等國家慷慨地給全民發放紓困補助金，同時為減緩對工商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傷害，給保留員工的企業提供稅收減免。如前所述，這是為了不讓失去收入來源的大批民眾掉入貧困陷阱，符合韌性原則。

2020年下半年，隨著新冠疫苗的到來，社會生活逐漸重啟，但經濟結構并沒有完全恢復原狀。居家辦公、在線教育和遠程醫療此前已有成熟的技術基礎，卻由于行為和制度慣性，一直未被廣泛采納。到了這一年，人們因為被封鎖在家而被迫接受這些新的行事方式，也終于發現它們非但不是像之前想象的那樣不中用，還有更為方便之處。相當一部分白領就此養成了新的習慣。疫情穩定，疫苗普及，各類場所重新開放后，他們也希望能繼續遠程工作。這樣有節省通勤和商旅時間、緩解城市擁堵、減少碳排放等多種益處，但同時也讓寫字樓租賃和配套服務，以及周邊的餐飲、零售業的需求被永久性削減?？上攵?，沉淀在這些行業里的資本面臨重新洗牌，很多從業人員也只能另尋出路。而類似的結構性調整，可能會是科技日新月異的21世紀里勞動力市場的常態。一輩子只從事一種職業，年紀輕輕就閉上眼睛沿既定軌道跟著前輩排隊前行，不用為五年、十年后做什么傷腦筋，將愈發是一種奢望。這就要求人們具備個體韌性，離開學校后善于通過繼續教育讓自己保持靈活可塑，有更換行業賽道的能力。當然，這話說來簡單，但讓那些在工廠里悶頭干了二十多年后剛剛失業的人們去學習寫代碼或當直播網紅，未免有些脫離現實。這個問題或許沒有普適的答案和完美的解決方案，只有因勢利導，例如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引導觀念轉變，幫助中年失業人員進入人力緊缺的家政、護理服務業。同時，教育體系應當增加通識教育的比重，從小培養孩子們在多個領域的思考和動手能力，避免他們早早鎖定在某個特定的職業方向上。

話說回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家上班。制造業、建筑業、運輸業和農業的現場事宜顯然沒法遠程處理。有研究估計，美國的工作崗位只有四成左右適合居家辦公。即便是可以遠程開展的白領工作，面對面交流也有難以替代的好處，如言談間詞不達意或需要操作物件時動手演示的便利，以及同事閑聊時偶有迸發的靈感火花。一些大公司因此開始試驗混合模式，讓員工每周有兩三天到崗，其余的工作日在家處理業務。這種更靈活的安排可能未必適用于所有企業；工種繁多的大型企業內部，居家辦公的白領和現場作業的藍領如何配合，也是未來若干年里有待磨合和探索的問題。但新的工作形態較之前的固定全勤模式無疑更有韌性，全然回到過去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

財政難題

布倫納梅爾的研究領域是金融經濟學，關于金融市場的內容毫不意外地也是書中最專業的部分，對股票、國債、公司債券市場和銀行業在疫情期間的演變以及貨幣當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精到的點評?？偟膩碚f，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動用各種政策工具，在此次危機中出色地化解了極端嚴峻的市場風險，確保沒有重要的金融機構因疫情和防疫政策的沖擊出現流動性枯竭，固定收益市場也未像2008年那樣幾近凍結。各大央行的行動如此果決，首先當然歸功于決策者從歷史上的危機中學到的管控經驗，其次可能也是因為，與金融機構不負責任地放貸或給風險錯誤定價而造成損失的典型情景不同，瘟疫對經濟的打擊并非市場主體出于扭曲的利益激勵而行動的后果，不太需要擔心緊急救助帶來的道德風險。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傳導看來也足夠有效，2021年起歐美經濟回到正軌，重啟增長，快于很多人的預期。

支持金融市場也好，發放財政救濟也罷，政府救助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免費午餐。以美國為例，依靠赤字融資的三輪補助金發放之后，聯邦政府債務與GDP之比已從疫情爆發前幾年業已處于和平年代罕見高位的100%左右躍升至120%以上，超過了此前只有二戰期間才出現過的歷史高點。動用巨資維系韌性，挽救社會于陷阱之上，確是必要之舉，但政策制定者們喘過氣來之后，也應當直面并處理已付出的代價，著手為下一次危機積累彈藥。

然而，近年來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水平一再攀升，財政鷹派的影響卻越來越淺。美國共和黨拋棄了上世紀對預算平衡的積極態度，非但不追求減少赤字，反而在2017年同時掌控白宮和國會時大幅減稅，2020年也毫不遲疑地推動通過前兩輪新冠補助。作為經濟理論完全不合格，沒通過實證檢驗，鼓吹政府債臺高筑不是個事，被嚴肅的經濟學家視為笑話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monetarytheory），在社交網絡上收獲不少擁躉，還唬住了一些記者，被若干有影響力的媒體吹捧了幾回。

發達國家對赤字和國債愈加放松的時代背景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里不斷高企的債務水平似乎沒什么負面效應。日本的政府債務與GDP之比長年保持在200%以上，卻未爆發財政或金融危機。有些觀察者已經開始談論歐美的日本化，就好像高負債與低風險不但可以并存，而且將是所有人的終點。

布倫納梅爾認為，公共債務接連創出新高而不引發危機，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利率極低，存量債務產生的利息支出給財政帶來的負擔不重。央行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短期利率，或許給了點幫助，但長時間里起作用的主要還是由深層結構性因素決定的中長期實際利率。很多研究者的看法是，老齡化大趨勢下，人們為更長的退休年月而增加儲蓄，同時社會投資需求沒有同步提高，利率從而被壓低。也有人用生產率抬升緩慢來解釋低利率，因為從理論上來說，生產率越高，社會總體投資回報就越豐厚，進而利率越高，反之亦然。不過書中引用的一項研究發現利率走低不只是近年的新鮮現象，過去八百年里實際利率雖有波動，但一直呈下行走勢。這項研究的作者還指出，這一趨勢從數據上看，很難用人口結構與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倒是可能反映出幾個世紀來世界在變得更安全，降低了累加在人們時間偏好之上的風險溢價。這讓人聯想到斯蒂芬·平克所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關于全球暴力減少大勢的判斷。然而平克的說法有不少爭議。利率為何遞降，學界還沒有共識。

第二個原因是全球投資者對安全資產難以饜足的渴求。各國財政官員最恐懼的噩夢，就是早上醒來發現自家的國債失去了投資者的信心，正在國際市場上被拋售，價格跌去好幾成，無法正常滾動發新債還舊債。但自從十年前時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宣稱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歐元”，事實上為歐元區各國國債兜底之后，主權債務危機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中不再頻發，更沒有連鎖反應。各國愈加合理的經濟政策對此有重要貢獻?！督洕鷮W人》雜志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總結道，近年新興市場國家的財政預算編制更科學精細，央行更加獨立，通貨膨脹目標制和浮動匯率制度也普及開來，經常賬戶上病態的龐大赤字變得少見。部分的因為此，多數國家的公共財政挺過了新冠危機的考驗。從供給角度來看，政府債務更安全，更有吸引力了。但需求面同樣重要。20世紀末以來，投資者對違約風險可以忽略，價格在大事件中波瀾不驚的安全資產的需求不斷見漲，背后的驅動力包括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吸取教訓積累外匯資產，中國高儲蓄的很大一部分轉化為了美元債權等。2008年危機之前，投資銀行界用按揭貸款打包生成的抵押支持證券（MBS）及擔保債務憑證（CDO）的高等級部分，被市場視為安全資產，滿足了大量需求。眾所周知，這一幻覺被次貸危機打破?，F在只有主要經濟體的主權債務才被認為足夠安全，美國國債又是其中公認的拔群者。私人債券突然被開除出安全資產的隊伍，使得主權債供不應求，以至于“安全資產短缺”成了金融學界的熱門課題。

不過這不意味著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國家真的可以無止境地發行債務而不承擔任何后果。本書完稿時，美國聯邦政府給居民的三輪補助金已發放完畢，但通脹尚不明顯，書中因而只是簡短地提到了已經抬頭的通脹預期調研數據，沒有明確斷言接下來的通脹走勢?？赡苷且驗闆]料到美國人很快就將見識到幾十年未聞的通脹率，布倫納梅爾對自己有所研究的價格水平財政決定理論（fiscaltheoryofthepricelevel）的討論只有短短幾頁，讓人意猶未盡。這里可以展開說說。

我們知道，貨幣主義學派以貨幣數量論為圭臬，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脹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但貨幣數量論在實際中面臨幾個困難。一是貨幣按層次區分有不止一種。貨幣政策以其中何種為準，并沒有一個天然正確的選擇。弗里德曼就此集中著述的年代，常用的貨幣數量指標便已包括而不限于M0、M1和他本人特別倚重的M2。在我們這個數字貨幣時代，談論貨幣數量就更煩難。而且無論哪種指標，與物價水平在長時段中都不存在明確而穩定的比例關系。二是央行能把控的只有M0，即現金和準備金之和。M1和M2等受商業銀行決策和公眾對貨幣需求的影響極大。央行實際上沒法簡單地通過貨幣數量調控價格水平。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金特和西姆斯等學者指出，貨幣是一種不付息、無到期日的特殊的政府債務，研究通脹時不能只看貨幣，不關注其他種類債務。價格水平財政決定論的出發點是，國債要靠未來的財政收入來償還。所以，當前國債的實際余額應當等于今后所有時間里的財政實際盈余貼現后之和。如果由于債務擴張等原因，前者變得大于后者，價格水平就會提升，以減少債務的實際價值，直至其重新與后者相等。貨幣主義學派的口號因此應當修改為“通脹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財政現象”。以此觀之，美國此次通脹的成因就是幾輪財政刺激所激增的國債。事實上，自南北戰爭起，美國的高通脹率與大幅赤字就一直高度相關。

但兩者的這種簡單關系在2008年危機與新冠之間的這十幾年消失，兩位總統各自帶來的巨額赤字都沒能讓通脹復活。前文提到過的日本的奇異經驗與此相仿。財政決定論學者對此的解讀不一。即將就此出版專著的約翰·科克倫（JohnCochrane）在今年的一篇論文中直接用這段時期兩國趨近于零的利率來解釋：貼現未來的財政盈余時，利率越低，現值越高，相應的價格水平就應該越低。布倫納梅爾則判斷今后財政支出占GDP比例將居高不下，同時稅率不易增加，預計的盈余代入財政決定論公式所得出的通脹預測與現實不符，于是在其中加入了一個“泡沫”項。“泡沫”一詞平時總是讓人警惕。有些不知是偷懶還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的經濟學家，對于此前的理論似乎暫時難以解釋的空缺，會貼上一個“泡沫”的標簽，再講述一些關于群體心理的無可驗證的故事，自以為已經給出了“解釋”，實則只是在理論中添加了一個黑箱式的占位符，沒有真正加深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從邏輯上看，這個符號不叫“泡沫”，改叫“特別偏好”甚或“時運”，都沒什么實質區別。布倫納梅爾不是這么草率的學者，有專文拆解“泡沫”形成機制。他注意到，安全資產的交易費用很低，能隨時以合意的價格出售，或用于抵押借款。所以，持有安全資產除了可以收到現金流，還有相當于保險功能的“服務流”。由此形成的額外需求壓低了安全資產的利率。既然稅收占GDP的比例起伏不大，當利率低于GDP增速時，政府就可以有一定額度的赤字，同時保持利息支出和債務與GDP之比不失控，也不出現過度通脹。

價格水平財政決定論的哪個版本能最終博得學界共識，現在還不好說。一個難點是，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將來的財政盈余，只能基于自認合理的方法來預測，這與根據上市公司未來利潤的預期來給股票定價的問題有相同的結構和類似的困難。“正確”的股價是多少，沒有客觀標準的答案，物價水平和通脹速度亦然。

無論如何，從理論回到現實，苦果已經落下。今年美國的CPI一度沖高至9.1%；歐盟和英國的通脹率甚至已經突破10%的關口，面對能源危機之下期待幫助的民眾，財政空間捉襟見肘；另外一些國家的財力也深陷公共衛生支出黑洞無法自拔。這些都證明，應對沖擊時不把緩沖資源用盡，保留一定安全冗余，才能避免損害韌性。充裕的國庫是推行各種公共政策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政府在各方面維持韌性，及時響應沖擊，輔助社會復原的先決條件。決策者們對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