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文

疫情肆虐，宅在家中，能使人安心的，惟有讀書，不僅聊解煩悶、寂寞，亦有提升“免疫力”之功效。何出此言？

當下是個信息爆炸乃至泛濫的時代，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隨波逐流者多，能清醒地認識自己、把握自己，認清環境，順應形勢，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是很不容易的?？鬃诱f：“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說：“五十而知天命。”我馬上就七十了，到了他說的“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每天仍為世事所困擾，可見離君子還遠，或可謂“時運不濟，命途多舛”。

讀書也許是自救的一種方式。讀什么呢？我選擇讀史，中國史、外國史、古代史、現代史…..不挑食，沒忌口。聽說過一句話：讓歷史告訴未來。我想，未來太遙遠了，也非我輩可以了解的，我們能感受到的，只有現在，還是讓歷史告訴現在比較靠譜。梁啟超說，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么？“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

任公所言，專指研究歷史，大概我們讀史，也離不開發現新意義或新價值這兩層。

一

檢索一下今年所讀，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本小冊子，即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和約的經濟后果》。說小也確實小，只有一百八十幾頁，但讀過之后卻大為感慨，亦深深惋惜。凱恩斯這個人倒也并不陌生，記得早年間老師曾講過，他的經濟理論好像重在調和勞資矛盾，化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沖突，僅此而已。至于此書，是他的成名作，也是經濟學名著，問世已有百年，而我卻是第一次遇到，第一次讀，可見多么孤陋寡聞。由此也理解了他何以能夠提出化解勞資矛盾的理論，這本書所言似乎正合乎邏輯的發展。

《和約的經濟后果》
[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著
于占杰 /譯
商務印書館
2022年8月

此書針對的是一戰之后的巴黎和會與凡爾賽條約。當初，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官方代表參加了巴黎和會，并作為財政大臣的副手參加了最高經濟委員會。這本書的內容就來自他對和約文本所提之修改建議。但在看到對和約文本進行修改已無希望時，他選擇了退出，并在辭去上述職務后，寫了這本反對和約、尤其是反對巴黎和會關于戰后歐洲經濟政策的書。不能說希特勒發動二戰是英法政客沒有接受凱恩斯建議的結果，但二者之間不能說沒有絲毫關系。

讀了這本書，聯想到二戰結束后，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于德國，并采取扶助、救濟日本的政策，才不得不佩服凱恩斯的遠見卓識。按照他的設想，如果當時的西方政要接受了他的建議，希特勒要成功也許會困難得多，布爾什維克也就失去了政治動員的社會基礎。在他看來，《凡爾賽和約》的最大問題，就是破壞了歐洲經濟的平衡，把隱藏在經濟規律背后的各種力量都釋放出來，變成了破壞的力量，不僅為革命提供了溫床，也敲響了文明的喪鐘。這本書在當下再次出版，誠可謂恰逢其時。俄烏戰爭打了將近一年，輸贏大局已定，應無懸念，但如何結束，仍有令人擔憂之處，此時重讀凱恩斯的這本書，聽一聽當年他的建議，不無益處。

二

年初的時候，我讀了路鵬程的《難為滄桑紀廢興：中國近代新聞記者的職業生涯（1912——1937）》一書。這本書是對民國前二三十年社會狀況和新聞業態全景式的掃描，等于給這段歷史做了一次“核磁”檢查。新聞從業者的生存狀況在他的筆下也得到了精心的、工筆畫式的描繪，既有宏大的全景，也有纖毫畢現的中景、近景和特寫，目的是探索中國近代新聞職業化的生成與演進。書名特意標出“難紀”二字，我想，這里的難，恐怕主要不在所記之事，而在所記之時?，F實的許多禁忌，會讓記事者下筆時顧慮重重，不能暢所欲言。這個書名或許道出了作者所感覺到的幾許無奈。

僅就作者所記述的種種現象而言，中國新聞職業化、專業化的進程，至今未能超越道德倫理的層面，而進入法律、規范建設的層面。這背后的原因，或許正是由于中國新聞業的發生一是由于啟蒙的需要，二是軍閥的利用，三是黨爭的工具，其中缺少的恰恰是新聞的社會性、商業性、市場性。不是說歷史沒有提供這種所謂邊緣性的事實，但至少說明這種事實尚未進入作者的觀察視野。

時隔不久看到另一本書，即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佩蒂格里的《新聞的發明》，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建構中國新聞業職業化、專業化的所得與所失，以及得于何處，失于何處。該書作者先是從發生學的角度，追述了歐洲現代新聞業的前史，即14世紀至18世紀歐洲新聞報業的發生和發展。在歐洲，新聞業的產生源于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則基于市民社會的形成和商業活動的廣泛開展，人們需要了解周邊和外部世界發生了哪些值得關注的事件。因而，歐洲的新聞業從一開始就具有自發性、民間性、商業性和娛樂性。作者歸納為四個主要因素，即速度、可靠性、內容把控和娛樂價值。背后雖然也有金錢和特權這兩只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但其文化基因中固有的平等交易、契約精神和互信互利等內涵，始終深刻影響著歐洲新聞職業化、專業化的進程，包括對新聞報道環境的改善，以及如何從法律上界定和賦予新聞記者的權利。實際上，中國的新聞業直到上世紀20年代才羞澀地引進商業意識和商業因素，至于由契約精神引申出來的法律意識，權利平等意識，就顯得更加稀有了。

《啟蒙與書籍：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出版業》
[美]理查德·B.謝爾 /著
啟蒙編譯所 /譯
商務印書館
2022年3月

近日又讀到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B·謝爾的《啟蒙與書籍：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出版業》。該書不是專門研究新聞業的，他在研究新聞業的近鄰出版業時，對前者有所涉及，但這不是最重要的，而讓我特別看重的，是他的敘事顛覆了多年來我的認知。在我的意識中，啟蒙運動的歷史一直是由思想家、文學家、作家、學者所主導的，而他的敘述則使我看到了一種更加廣闊和深厚的關于啟蒙運動歷史的描述。

無可爭議的是，謝爾的這部煌煌巨著開辟了啟蒙運動史研究的新領域、新視域。他把書籍的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的研究，即從寫作、編輯、出版、印制、發行、傳播、銷售和閱讀的全過程，都納入了啟蒙運動史的研究范疇，深入探究作者、書商、出版人、印刷者，以及在書籍流通過程中其他各種人員的互動關系，以豐富、翔實的史料，揭示了一個很久以來被歷史遮蔽的真相，即出版事業是啟蒙運動真正的發動機。作者在書中闡明了一個基本觀點，他認為，知識不再被局限于哲學家的學院或偉人的宮廷里，而是和所有上天賜予人類的最偉大的優勢一樣，惠及每一個人，是啟蒙運動得以發生和發展的前提。因而，通俗讀物對知識傳播的推動，甚至超過了“我們的培根、洛克和牛頓這類大人物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向大眾推介圖書的商家和傳播新書信息的新聞媒體是功不可沒的。這是18世紀的英國走在整個歐洲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恰恰又得益于它比其他歐洲國家都更早地建立了一個大眾文化圈。也就是說，出版業的擴張和閱讀群體的成長擴大，構成了18世紀英國文化發展的關鍵要素，而英國也因此成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先驅。作者這部巨著的突出貢獻，即揭示了蘇格蘭啟蒙運動與出版業的共生關系。

三

在這里，我們再次與中國深厚而悠久的歷史傳統相遇。在對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做出說明的時候，我們習慣于把文人士大夫和某些先知先覺者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把歷史的變遷和發展視為他們的思想、言行作用的結果，而輕視、忽視、遮蔽社會大眾和市場、商業等自然力量發揮的作用。其實，歷史的發展、變遷常常并不在意先知和圣人之徒設計的愿景，其結果常有出人意料之處，讓自以為是的先知或圣人之徒變為笑柄。當然，這種毛病也非中國人所專有，英國歷史學家羅伊·波特所著《創造現代世界：英國啟蒙運動鉤沉》，他所談到的，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界對英國啟蒙運動的誤解、曲解和漠視，就感覺并不陌生。很久以來有一種認識，凡提到啟蒙運動，首先想到的總是法國乃至德國，從伏爾泰、盧梭到康德，開創了啟蒙運動的英國反而被棄置一旁。羅伊·波特在書中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多種原因。

《翦商: 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
李碩 /著
一頁folio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10月

確實，英國與法、德所代表的歐陸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同。首先，經歷了光榮革命的英國，沒有經歷法國乃至美國那樣的反抗起義，也沒有一場配得上啟蒙運動這一名號的群眾運動；其次，英國歷史上也沒有或極少有激進的革命家，“沒有異端與反叛者渴望用最后一名教士的腸子勒死最后一位國王”；第三，在思想理論方面，英國并不認同法國人的“三位一體”理論，即無神論、共和主義和唯物主義，而取一種更加現實的，以培根式行動哲學為基礎的積極實用主義；最后，英國很少經院哲學式的思想家，他們更接近蘇格拉底，要把哲學從天堂帶到人間。因而，英國的啟蒙運動乃至其他政治運動，常常發生在俱樂部、茶座、咖啡館與公園，而非廣場和街壘。

很顯然，英國的這種獨特性是一種客觀存在，而19世紀及20世紀以來對英國啟蒙運動的誤解、曲解和漠視，則根源于這一歷史時期所流行的革命不可避免論，尤其是激進主義的影響，視革命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英國的保守主義自然不被認可，并被逐出了“啟蒙運動”的歷史。作者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為英國啟蒙運動打抱不平，要把英國啟蒙運動從“后世巨大的蔑視”中解救出來，也是對英式價值觀的彰顯和認同。在他的引領下，我們可以領略17—19世紀初英國思想界的風貌和景觀，也是一次對英國啟蒙運動的全面巡禮，從而看到思想與觀念變革所爆發的巨大能量，是如何帶動社會各個領域的迅猛發展，最終導致全新的現代社會是如何在英國誕生的。

《歷史中的人生: 霍布斯鮑姆傳》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韋斯琳 /譯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6月

最后，還有幾本書未能寫進札記，在這里推薦一下：《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眾神的山川：山海經與上古地理、歷史及神話的重建》《反聯邦黨人文集》《歷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鮑姆傳》。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