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文

即將告別的2022年是黑天鵝頻發的一年。二月，俄烏沖突的爆發，打破了久不經戰事的歐洲的平靜，與之相伴的經濟制裁和油氣資源武器化，讓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也加劇了歐洲經濟的衰退和普通大眾的生活困難。四月，上海因疫情封控，加速了全球制造重塑產業鏈的步伐，也讓許多公司把供應鏈風險管理放在了首位。六月，全球通脹高企，疫情解封帶來的需求激增和地緣政治導致的供給瓶頸推高通脹，歐美央行的快速行動讓全球衰退的風險抬頭。到了十月，中美科技摩擦升級，而緊接著全球高科技公司的裁員潮令人猝不及防。

前瞻2023年，我們可以肯定四點：

1、高通脹將是歐美央行關注的重點，如何在管理通脹和避免經濟衰退之間平衡，是他們接下來最主要的權衡。

2、全球價值鏈的重塑會持續，產業鏈的區域化和貿易鏈的重組會繼續被推動。

3、科技推動的迭代仍然在高速運行，下一個開創性創新可能就在轉角處。

4、進入后疫情時代，重新開放的中國經濟在經歷短暫的寒冬之后，將迎來復蘇大潮。

在烏卡（VUCA：波動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時代，誰也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預測遠沒有預案來的有效。應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需要回歸常識、擁抱新思維、走出路徑依賴；前瞻未來大勢，也需要我們審視歷史、理解周期、跨界思考。梳理九點前瞻思維，期望在充滿不確定和復雜新問題的新年里，提供多樣的思考框架。

一、理解“非線性”發展

在烏卡時代，不能簡單用過去發展的軌跡直接線性向前推導出未來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已經沒有太多追趕的空間，另一方面人口紅利的喪失也帶來了“從增量向存量”轉換的需要。這時候，打破路徑依賴，主動求變，就變得十分重要。

中國經濟未來的主要挑戰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經濟發展到了人均收入一萬美元左右陷入的停滯狀態，主要原因不外乎制度改革的停滯、既得利益的杯葛，以及應對危機的不力。

未來的經濟增長將是“非線性”的。經濟不可能自動保持每年高于5%的速度增長，保持一定的增速取決于持續的改革和開放?？缭街械仁杖胂葳逍枰鼜V泛的參與和問題導向的創新，短期解決年輕人就業問題，中長期破解老齡化和少子化疊加所帶來的人口結構難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需要在保持經濟增速和調整經濟結構兩者之間做權衡。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體量小的時候增速快，體量大了之后，自然會增速放緩。達到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規模，僅僅用增速一個指標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健康程度，顯然已經不夠。

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技術發展非線性的另一面，它帶來了指數級發展的可能，即發展軌跡不是直線向前，而是取得10倍甚至100倍的成長。摩爾定律就是指數級發展的一種描述。未來的企業家需要專注于指數級發展的終極思維：利用你已經做到的，來設想未來的情景，然后從未來開始追溯這一結果，倒推看看要實現這個結果需要發生什么。未來的贏家，將是那些了解哪些變化可以產生指數級影響的企業。我們可以肯定，帶來巨大變化的新重大技術突破就在轉角處了。中國經濟轉型需要讓創新成為發展引擎。

二、開放式創新是未來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從追趕向創新改變，開放式創新需要成為未來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創新本身就是“非線性”的，投入與產出不成簡單的正相關。過去一段時間，“卡脖子”技術成為關注的焦點。而“卡脖子”技術意味著其技術路徑已知，可以通過問題導向來組織攻關，假以時日是可以解決的。但技術創新不能只有問題導向，還需要投入一部分資源在自由探索上。而自由探索就是探索“未知的未知”，一定是非線性的，也就是預先并不知道結果，更確切的說是不知道要花費多少時間和資源來達到什么成果。

推動開放式創新，核心還是需要思維的轉換。舊瓶新酒是創新的大宗。從其他領域中受到啟發，把一些相鄰領域，甚至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領域的研究整合起來，發現其中的關鍵點，解決新問題，就是重要創新。從其他領域中也能找到新框架來理解新問題，比如用物理學的方式去構建經濟學原理，或者用生物進化和發展的思維框架來理解經濟活動中的互動。

跨界也會推動創新。過度的分工可能讓人見樹不見林。因為面臨比較復雜的環境，可能無法得到及時的反饋。甚至，如果目標是具體的問題，比如說攻克癌癥，或者攻克艾滋病，如果只是花大力氣在一個比較狹窄的領域內投入資源，可能永遠無法解答問題，因為新方法和新工具可能在領域之外。

三、擁抱第一性原理

馬斯克讓“第一性原理”的概念爆火。仔細想想，第一性原理其實是最重要的常識，也是在烏卡時代具有質疑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前提。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呢？就是擯棄所有本不該被當作已知條件的信息，直視無可辯駁的基本事實，然后重新開始推斷?；蛘哒f，梳理任何問題中包含的人為假設，直指問題的核心。

舉兩個“第一性原理”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愛斯基摩人的皮艇。愛斯基摩人的皮艇為什么能在驚濤駭浪中行駛？因為它的形狀和低重心讓它既容易翻船，也容易翻轉。在大風浪中，因為皮艇的這一靈活度，反而不容易沉沒。如果回歸造船的“第一性原理”，應該是船不能沉，但我們人為加上了假設：船不能翻，把翻船——專業語言是傾覆——等同于沉船。一旦避免傾覆成為大多數人造船的假設，就可能成為造船的首要目標，這就使得船身一旦傾覆就很難翻轉。而在現實中，愛斯基摩人的皮艇證偽了這一假設，在極端情況下，翻船可能是避免沉船的一種選擇。

第二個例子距離我們更近，也就是后疫情時代開啟的全球對辦公的重新認識。疫情讓在家辦公和混合辦公成為常態，也讓更多人從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看辦公室——辦公室是讓一群人能夠協作的場景，線上線下都可以。沿著這一思路開腦洞，一些人開始追問，公共和半公共的空間，比如圖書館、博物館，到底是為了什么而存在？為什么不能在博物館的咖啡館里開公司會，最好還是在工作時間參觀完一場展覽，活躍了思維之后。再向前推演，討論就變成應該怎么充分利用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包括企業的空間），甚至私人空間。從這一視角審視，許多城市的空間并不缺乏，但開放程度和使用程度卻很低。城市空間的共享將成為下一個很有趣的賽道。

用第一性原理來思考問題，我們需要做到三點：

首先問自己，我們確認的基本事實是什么？分析自己的假設，剖析問題背后存在哪些人為的假設。

其次，質疑新發現的假設，這種質疑其實就是在挑戰經常存在的僵化、頑固甚至自滿的現狀。

最后，重塑分析問題的框架，探究原本未被觸及的領域。

從本質上講，“第一性原理”的核心是打破框架，解放思想，推動創新。

四、學會逆向思考

沿著“第一性原理”出發，我們要學會逆向思考。逆向思考就是在不斷提醒自己，世界遠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簡單。

許多問題找不到好的框架或者既定方法處理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調整思考方向”。奧美的薩瑟蘭（RorySutherland）曾經說過，“與好主意相反的做法，也可能是個好主意”，其實就是逆向思考。經濟學家明斯基在2006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也曾說過，“穩定是極為不穩定的”，同樣運用了逆向思維。

同樣，創業圈里常常流傳著這么一句話，“服務于精英，你需要與大眾共餐；服務于大眾，你需要與精英共餐”。以太網的發明人麥特卡夫（Metcalfe）也總結了與投資人交往的原則：如果你需要錢，你向他們征詢建議；如果你需要建議，你向他們要錢。聲東擊西，逆向思維為的就是打破思維的框架。

逆向思考要觀察“看不到的地方”，衡量“測不到的事物”，這樣才能幫助我們更清楚理解問題。

而構建全新思考問題的框架，需要我們有想象力，可以想象另類的可能性，同時會做思維實驗。思維實驗，需要我們多問“如果，怎樣？”（WhatIf）的問題，在大腦中進行反事實思考，抓住“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和社會都很難做試驗，因為時間只有一個演進方向，我們不可能像在實驗室中隨機調整參數，來看可能發生什么。但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是我們會做思維實驗，會反事實思考。

當然，真正能做到逆向思考，還需要我們能學會放手。過去的經驗再好，不適合了，就得及時松手。在劇變的時代，每個人都得學會轉型。

五、實踐取舍思維

學會放手，就不能不提出一個非常重要卻特別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常識，即在很多情況下，“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都需要做出權衡，做出取舍。因為一方面可能受制于資源限制，做了甲就很難投入資源做乙；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設計局限，想要既敏捷又規?；?，不能兩全。比如，我們不可能要求企業既是反應最快的公司，又是最大的藍籌公司，規?；a所需要的組織體系與敏捷應變所需要的靈活團隊之間有著本質的沖突。無論企業還是社會，不承認權衡可能會導致災難性后果。

如果我們觀察自然，就會發現任何進化出來的，無論是生理的還是文化的特征，都是某種取舍的結果。例如，任何為了求偶而進化出的炫耀產品，無論是孔雀開屏絢麗的羽毛還是麋鹿雄壯的鹿角，都有其沉重的代價。

實踐權衡與取舍思維中，還有一些盲點，需要普及常識來克服。以下三點就值得深刻領悟：負的外部性、非意圖后果和收益遞減。

當做出決策的個體不必承擔這些決策的全部成本時，就會出現負外部性。比如只衡量經濟發展而不衡量環保成本時，環境破壞就成為誰都不需要負責的負外部性。

非意圖后果也是我們忽略復雜系統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弄亂一個完全不了解的古老系統就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無法預見的問題。比如在一個地方大規模推廣一種農作物，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精耕細作，收成大幅增加，但卻也因為缺乏生態多樣性而大幅削弱當地抗病蟲害的能力。十九世紀導致一百萬人死亡的愛爾蘭大饑荒，其背后原因就是在愛爾蘭廣泛推廣特定土豆種植的非意圖后果。當一種土豆病蟲害蔓延導致全國顆粒無收的時候，大饑荒就很難避免了。

最嚴重的盲點是收益遞減，也就是一根筋追求單一可衡量目標本身就會出問題。如果我們一直固執地追求一個靜態目標時，就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才能實現這一目標，而收益卻越來越少，這時我們就極大地限制了其他目標的實現。這一規律在商業和社會中一再體現，因為外部環境在變化，如果策略一成不變，其結果一定是成本不斷激增。

總之，不承認權衡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六、理解制度債，挖掘制度的價值

技術的發展需要組織和制度的更新來配合，才能充分發揮技術的變革效果。滯后的制度與先進的技術之間的差距被稱之為制度債。制度債成為新技術推廣應用最主要的障礙。從電力的發明到電力充分改變改變工廠的布局，花了超過50年的時間；電腦的發明和電腦的普及也花了將近30年。

數字經濟時代，技術更新換代和普及的速度更快，OpenAI推出的最新聊天機器人ChatGPT一天就獲得超過百萬人的注冊。但制度的變革遠沒有技術迭代那么快。烏卡時代，最需要補短板的就是制度建設。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充分意識到制度的重要性。他去世前，要求自己身后，其在新加坡的祖屋需要被拆除，以免自己的舊居成為后人“崇拜”的圣地。他很清楚，新加坡作為彈丸之地，同時也是戰略要地，亞洲的最南端，海峽要沖，貿易交匯之地，其依靠的不是歷史感，而是一種現代感和前瞻性。前瞻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根據環境的變化來找到新的應對方法，而不是在李光耀身上找到什么祖宗之法可以依賴。李光耀希望給后人留下的是可行的制度，思考的框架。當然，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七、理解復雜，尊重多樣性

烏卡的世界，表面是不確定性，是未知的未知，實際上背后是復雜。

任何試圖化繁為簡，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或者說突出某個問題，而忽略了其他問題的方式，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就如用化學物質保存食物，讓工業加工的食物有更長的保質期，其背后也可能會產生長期的健康問題。此外，整體并不是簡單的局部的加總，整體往往大于局部的加總，這也是為什么氨基酸的小藥丸取代不了健康飲食的原因所在。

對待復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用簡化的思路來應對復雜通常體現在“打好最后一仗”的思維，把復雜問題簡化成像象棋那樣有明確規則，可以很快分出輸贏的有限游戲。有限思維與可能性為敵，消滅可能性帶來的紛亂，尋求效率和秩序，追求輸贏，追求零和游戲。

而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在玩無限游戲。無限游戲需要有價值觀，有長遠的目標，能夠號召和影響一批人為了這個目標而奮斗，強調建立一個足夠強大、足夠健康的組織，讓它能夠經久不衰，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有足夠的適應性和靈活度。無限思維與可能性為伍，激發可能性而釋放紅利。

要深刻理解復雜，也需要理解并尊重個體的多樣性。社會從稀缺邁向富足，會產生多樣性的需求；組織希望均衡發展，需要多樣性的人才；推動創新，需要有多元多角度的思考，不同想法的碰撞，也需要創造更為包容的環境，包容有不同想法的人，包容失敗。

八、理解歷史周期，開啟新協商時代

2022年是地緣政治重新被全球重視的一年。審視1914年和1972年的歷史，不難發現，化解地緣政治風險，需要領導者的大智慧。順著歷史的慣性向前走的1914年，當局者以為戰爭會短暫結束，卻不料導致三千萬人喪生，四大帝國崩潰的悲??；逆向思考者在1972年則做出了石破天驚的外交創舉。

超越百年的歷史對于領導者而言，就是幫助他們配置超乎自己人生閱歷之外的視角，同時提醒局內人視角的局限性。“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囿于自己或者同時代人的固有認知，超前地察覺變革的來臨，從而更好地趨利避害。

歷史有助于領導者做“思維實驗”，幫助他們有機會反事實推理歷史中的可能性，也可以幫助他們學習如何走出“戰爭的迷霧”（局中人的迷霧），可以操作能夠實施的洞見。

而從歷史周期的視角出發，地緣政治的大博弈需要有超脫過去和現在的怨恨，思考未來世界的前景和秩序的能力。而做到這一點的基礎是協商?；氐秸勁凶狼?，有不同層面消息互通的管道，知己知彼，不誤判，不誤算，開啟新協商時代。

九、構建新社會契約

未來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做到這一點，除了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全面分析公共政策中一系列重要領域：育兒、教育、工作（失業保障）、醫療、養老，以及代際之間的理解與公平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涌現出來的相互關聯的復雜新問題，對于不同人群，無論是認知還是利益，都有所不同。想要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一起參與討論，構建新社會契約。

我們需要理解這一系列問題的關聯性。育兒是國家智力資產的培育和發展的起點，需要在家庭、性別公平討論的框架下去審視；教育下接育兒，上承工作，且與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息息相關，又關乎推動階層流動性的問題；工作的前景影響到教育的需求，也是建立醫療和養老保障體系的經濟基礎；反過來，醫療和養老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又會影響到工作；最后，退休、養老、醫療又與工作年限息息相關。構建新社會契約，需要建立在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充分討論并建立起初步共識的基礎上。“未富先老”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挑戰。我們面臨發達國家同樣嚴重程度的老齡化和和少子化，人均收入卻只有發達國家人均的四分之一左右。

聯合國預測2023年，印度總人口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如果對比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結構，不難發現，印度人口要更年輕，而中國在人口達到頂峰之后會加速下降。還是聯合國的預測，到2035年，中國勞動力人口數將下降10%，到2050年下降35%。老齡化同期會加劇，到2050年，預計中國人平均年齡將超過50歲，比現在高出12歲。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創新，也需要構建新的社會契約。

以老齡化為例。如果要逐漸推遲退休年齡，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養老金計劃應當允許人們選擇逐步退休，確保那些條件允許的人更晚退休以換來退休后的更大保障。同樣，推遲退休，企業可能會既有剛入職的00后，也有精力豐沛的60后。幫助60后調整崗位、轉變角色，出臺降低企業招工中對年齡歧視（對老齡職工歧視）的條款等等，都是需要討論的議題。

全球現在對老年人也開始有全新定義，60-75歲的老年人對應為年輕的老年人（YoungOld），隨著生活方式的改善，他們雖然退休，但身體仍然比較健康，生活活躍，需求豐富，養老金有保障，可以撐起“銀發經濟”。75歲以上的老人被稱為老老人（OldOld），對他們而言，居家養老、養老院和醫療變成了重要問題。

在醫療問題上，公平性、全民保障（普惠）與持續投入都很重要。一方面需要討論醫療到底涵蓋哪些領域；另一方面，需要探討技術，尤其是數字和可穿戴技術，如何能更好降低醫療成本。

勞動力人口的縮水也是一個大問題。過去五十年，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超越的十年都是人口正增長的。中國如果想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打破人口負增長的魔咒。當然，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鎮化還在進行中，還有人口騰挪和內部經濟梯次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有可能抵消勞動力人口的縮水。

我們正處在大歷史的轉角處。轉過角之后會遇到什么樣的情景，我們無法預見。但要構建一個什么樣的未來，我相信我們已經有了不少的參照系：一個技術進步、均衡發展、更加公平、醫療普惠、尊重多元、老有所養、年輕人健康成長的未來……上一個經濟發展趕超的階段已經結束，要實現這樣的未來，需要全社會發揮創造性。

首先需要喚起問題意識，問題比答案更重要，這是轉換新思維的起點。一起共勉！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